1995年12月，广东东莞，一处偏僻刑场。 天还没亮透，冷风裹着尘土从荒草地上卷过来。十几辆军车停在土路尽头，荷枪实弹的武警跳下车，拉起警戒线。远处土坡上，挤满了闻讯赶来的群众。没有人说话，只有风吹枯草的沙沙声。 行刑队准备就绪后，14名死刑犯被押下车。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，14人里竟有6个年轻女人。她们被五花大绑，胸前挂着写有名字和罪名的牌子，脸白得像纸，嘴唇干裂，有人已经站不稳了。 站在最前面的女人叫付红琼，25岁，个子不高，眼神冷得像结了冰。从被捕到宣判，她几乎没掉过一滴泪。法警后来回忆，押赴刑场时，有人问她还有什么话说。她沉默了几秒，从牙缝里挤出7个字 “没钱，就活不下去。” 枪响之后，14个人应声倒地。现场一片死寂。 这就是当年轰动南方的深圳“六魔女”案。六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人，用色相勾引夜班出租车司机，再伙同男性同伙抢车杀人。短短一年多时间，17名司机命丧夜路。 1993年11月，东莞。 那时的东莞远没有今天繁华，城乡结合部的路灯稀稀拉拉，一到晚上，大段大段的路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张师傅是本地一名出租车司机，四十出头，跑夜班。人勤快，脾气也好，邻居都叫他“张老实”。 那晚七点多，张师傅扒了两口饭，对妻子阿兰说：“今晚多跑几趟，明天娃学校要交钱。”阿兰给他装了一壶热水，送到门口：“早点回来，别又熬到后半夜。”张师傅笑着应了一声，钻进了那辆半旧的红色夏利。 阿兰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一眼，就是永别。 一夜过去，张师傅没回来。阿兰起初没太在意，跑夜班的人，赶上长途活很正常。可到了第二天中午，人还是没消息。她开始心慌，打电话问亲戚朋友，都说没见。第三天，阿兰跑到派出所报了警。 90年代初，没有监控，没有手机定位，找人全靠走访。警察沿着张师傅常跑的路线问了一圈，路边摊贩摇头，同行摇头，厂门口保安摇头。直到第十天，有人在东莞一处偏僻果园的杂草堆里发现了一具男尸，已经开始腐败，面部无法辨认。 阿兰被叫去认尸。她一眼看见丈夫左手腕上那根红绳，那是她亲手编的，说是保平安。她腿一软，当场瘫倒在地，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把在场民警都听红了眼眶。 法医鉴定：头部遭钝器重击，颈部有勒痕，胸腹部有压迫伤，死亡时间大约在失踪当晚10点左右。身上现金被洗劫一空，车也不见了。 这是一起典型的抢劫杀人，且凶手不止一人。 张师傅的案子还没破，新的案子又来了。 1994年春天，深圳、东莞一带接连发生多起出租车司机失踪、遇害案。作案手法高度相似：司机被诱骗至偏僻路段，遭暴力控制后杀害，车辆和财物被抢走，尸体被丢弃在果园、水沟、山脚。 最让司机们害怕的，是“色诱”这一环。 有幸存者回忆，他在机场等活时，几个打扮艳丽、穿着暴露的年轻女人凑过来，一口一个“大哥”，说要去“洗浴中心”“度假村”，价钱好商量，还特意要求走小路。他多了个心眼，借故跑了。回去后越想越后怕，第二天报了警。 警方开始意识到，这不是普通的盗抢团伙，而是一个专门利用女性色相作饵、以出租车司机为目标的犯罪集团。 那段时间，整个珠三角的夜班司机人人自危。有人宁愿少赚钱也不跑偏僻路；有人在车里藏了铁棍；还有人夜间拒载单独女客——尤其是那些一上车就催着走小路、说话嗲声嗲气的年轻姑娘。 “晚上一看到漂亮女人招手，心里就发毛。”一位开了十几年出租车的老司机后来对记者说，“那种感觉，就像半夜走坟地，明知道有鬼，还看不见。” 随着调查深入，一个核心人物浮出水面：张小建。 张小建，二十七八岁，有前科，早年在深圳混迹，结识了从四川来打工的付红琼。两人同居后，都不甘心在工厂里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却挣不了几个钱。张小建脾气暴戾，付红琼心思细密，这对“搭档”很快从偷鸡摸狗升级为抢劫。 起初只抢钱，不杀人。可后来张小建说：“留活口就是留祸害。抢了车，人放走了，转头就报警，咱连跑都跑不了。” 付红琼没反对。 她比张小建更冷静，也更有“组织能力”。在她的提议下，团伙开始专门招募年轻女孩，利用美色把司机引到埋伏点。张小建带几个男的负责动手，付红琼负责“调教”那些女孩。 他们管这叫“钓鱼”。 涉案的大多数女孩，本来只是珠三角流水线上的普通厂妹。她们年纪最大的22岁，最小的刚满19岁，有的来自湖南，有的来自广西，有的来自贵州。当初离开老家时，口袋里只揣着几十块钱，心里想的是“多挣点钱寄回家”。 到了深圳、东莞才发现，工厂一个月挣三四百块，吃住挤在铁皮房里，累得直不起腰。而街上那些浓妆艳抹的女人，穿着漂亮衣服，出入歌舞厅、洗浴中心，轻轻松松就有钱花。 付红琼就是在舞厅门口“物色”到她们的。 她对阿萍（化名）说：“小妹妹，在厂里干有什么出息？跟着姐，一个月顶你半年。”阿萍起初害怕，不肯去。付红琼也不急，先请吃饭，再带她买衣服，最后半威胁半利诱：“你不干也行，把衣服钱还我，不然别想走。” 阿萍身上没钱，又不敢跟家里说，半推半就上了贼船。 刚开始只是陪